經濟增長的經緯

    【鄭哥說書】

    國家的經濟增長機制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經濟現象，每個國家表現出各自的特點。

    鄭磊

    國家富強、人民幸福一直是各國人民的理想，發(fā)展經濟學研究這個問題的方法主要是橫向和縱向的對比，前者比較國與國之間經濟增長的差異，后者側重從經濟史角度對一國經濟發(fā)展的過程進行梳理總結。將兩者更好地融合，進行時間維度上的橫截面分析，目前最權威的成果來自當代最偉大的計量經濟史學家安格斯·麥迪森。他在宏觀經濟史數據考證、計量與分析方面做出了開創(chuàng)性貢獻。《世界經濟千年史》對公元紀年以來的世界各國經濟的長期表現進行了量化研究，對人類社會過去兩千年經濟增長，探討了導致富裕國家成功的力量，以及影響落后地區(qū)進步的障礙。在這本被奉為計量經濟史領域的里程碑式皇皇巨著里，正文分為導論和三個章節(jié)，剩下一半篇幅是附錄，用于支持正文提出的觀點。

    麥迪森挑戰(zhàn)和重建了有關人類文明進程的已有假說，對經濟發(fā)展階段進行了重新劃分。作者沒有囿于經濟學，而是廣泛吸收了歷史學、地理學、人口學以及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。作者將1000-1820年定義為歐洲“原始資本主義”時期，認為歐洲的崛起早在11世紀（宋朝）就開始了，人均收入在14世紀（元末明初）超過了中國。中國在宋、明時期曾出現過資本主義萌芽跡象，與西歐發(fā)展的分野逐步拉大，從明朝中后期到清末是閉關鎖國和粗放式經濟增長階段，人口增長和生產增長幾乎同步，中國跌入了馬爾薩斯所說的人口與經濟增長相互抵消的停滯“陷阱”。盡管中國1820年（清嘉慶年間）總產出仍居世界第三，但西歐的人均收入已經是中國的兩倍。

    麥迪森提出在過去一千年里，人口和經濟增長主要由三方面因素支持。其一是土地的增加，主要是通過對人煙稀少、土壤肥沃和有新生物資源的地區(qū)的占領或移民。當時中國出現了大量人口南遷到江南相對空曠和潮濕地區(qū)，南宋遷都臨安，后來從越南引入了高產早熟的稻米品種。在歐洲，大航海時代帶來了美洲殖民浪潮。盛產白銀的墨西哥和秘魯最先被征服，新大陸提供了玉米、土豆等薯類、花生、西紅柿、可可、辣椒、煙草等大量前所未知的新作物。其二是國際貿易和資本流動，作者重點分析了早期的霸權國家，如葡萄牙、荷蘭、英國等，也討論了中國和日本等亞洲主要國家。其三，作者認為是技術和制度上的創(chuàng)新。荷蘭、英國、美國這些國家得益于人本主義的學術發(fā)展、現代大學的建立和印刷術帶來的知識普及，技術創(chuàng)新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(fā)展，并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制度的演進，而對日本和中國的分析更有啟發(fā)性。

    教會背景的學者和東印度公司的科學家是對亞洲文化傳播的先驅，早在明萬歷年間，利瑪竇就來到中國，得到了皇朝高度重視，之后更有湯若望、南懷仁等，與統(tǒng)治階層有密切接觸。這些人在中國生活了兩個世紀，但是作者認為中國的精英階層對西方知識和科學發(fā)展幾乎沒有好奇心。中國真正開始學習西方技術是從晚清的“洋務運動”開始，但是嚴格遵循“中體西用”的故步自封走入了“后發(fā)劣勢”的誤區(qū)，不僅技術未取得突破，而制度方面更是毫無更張，最終無疾而終。

    日本一向擅長學習和吸收國外文化成果。早在兩晉南北朝時，日本就積極向東方大國學習，在隋唐時期掀起了從中國引進知識的高潮，起初由政府主導，至宋朝末年改為斷斷續(xù)續(xù)的民間交流。十六世紀以后，葡萄牙人和耶穌會在日本待了近一個世紀，日本人由此對歐洲的船舶、地圖、導航術和槍炮產生了濃厚興趣，但是他們開始時也是從有關西方知識的中文書籍中獲得相關知識。在葡萄牙人被趕走之后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技術專家取而代之，來自荷蘭的學問被稱作“蘭學”對日本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，其中代表性人物是福澤諭吉，他的啟蒙工作和按西方模式創(chuàng)辦的慶應義塾大學，從此引發(fā)了日本人破除對“中國事物”的尊崇，這也是日本后來“脫亞入歐”的肇因之一。與中國相比，因為過往的傳統(tǒng)也是來自外國，歷史負擔較少，比較容易棄舊迎新。德川時期發(fā)生的這些變化最終導致了明治維新，日本在1820年的經濟水平超過了中國和亞洲大部分地區(qū)。

    作者也指出了自由貿易制度的變化過程，一個大眾不太了解的真相，是絕大多數發(fā)達國家在資本主義初期都采取過各種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。自由貿易本身是那些強國在自身已經占據優(yōu)勢地位時才開始推行的，國家的經濟增長機制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經濟現象，每個國家表現出來各自的特點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，采取的增長政策和策略也有很大差別。經濟學家在尋找普遍規(guī)律的過程中，還有很多疑問沒有得到解決。

    （作者系薩摩耶云科技集團首席經濟學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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