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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8.11”匯改三周年 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呈三大變化
單邊升值改雙向浮動、回歸調節(jié)中國經濟內外均衡功能本位、雙錨機制疊加調降美元權重
■本報記者 傅蘇穎
“8·11”匯改至今已滿三年。三年來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不斷深化，人民幣匯率告別了過去單邊走勢，呈現出有升有貶、有彈性的雙向波動態(tài)勢，市場化程度不斷加深。對于接下來匯改該如何進一步推進，昨日接受記者采訪的專家認為，加強常態(tài)化的匯率預期管理，擊破貶值心魔和羊群效應，將是匯改繼續(xù)推進的首要保障。
2015年8月11日，央行宣布調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機制，做市商參考上日銀行間外匯市場收盤匯率，向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提供中間價報價。
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昨日對《證券日報》記者表示，“8·11”匯改之后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出現了變革，呈現出參考一籃子貨幣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，更多的朝著市場化的方向發(fā)展的特征。匯率主要受中國經濟基本面、國際收支變化、美元強弱以及其它主要國際貨幣匯率的走勢等國內外因素的影響，人民幣出現了比較典型的雙向波動態(tài)勢，即呈現出一個階段的升值或貶值態(tài)勢。由于這些變化是根據市場供求關系而波動，市場化的程度越來越高，過去市場上出現的政策常態(tài)式干預痕跡，現在來看已經不復存在。
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、董事總經理程實昨日對《證券日報》記者表示，“8·11”匯改之后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變化主要體現為三個層面：一是以“8·11”匯改為分水嶺，人民幣匯率徹底告別單邊升值模式，有彈性的雙向浮動成為新常態(tài)。二是通過有彈性的雙向浮動，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對均衡匯率的偏離出現系統(tǒng)性的收窄，推動匯率回歸調節(jié)中國經濟內外均衡的功能本位。三是“收盤匯率+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”的“雙錨機制”正式確立，疊加CFETS貨幣籃子美元權重的調降，成功剪斷了人民幣與美元的隱性紐帶。這保障了人民幣順利加入SDR，并獨立于美元履行儲備貨幣職能，進而打開了人民幣國際化和中國金融開放的新局面。
“8·11”匯改后的兩年多時間里，央行對中間價定價機制的改革從未停歇。中間價形成機制從增加“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”，到2016年年底進一步擴充一籃子貨幣種類，再到2017年2月中下旬縮減一籃子貨幣匯率的計算時段、2017年5月底引入逆周期因子，最終形成“收盤價+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+逆周期因子”的中間價報價新機制，有效對沖了市場情緒的順周期波動，匯率調控的自主性增強。
2018年以來，“逆周期因子”已回歸中性。另外，央行還三次調整手中的外匯工具。央行在去年9月份取消了已實施兩年的匯率風險準備金，而今年8月3日，在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匯率再次逼近6.90關口之際，央行再次恢復外匯風險準備金至20%。
在此背景下，市場對于重啟逆周期調控因子的呼聲漸高。中國人民銀行在8月10日發(fā)布的二季度貨幣政策執(zhí)行報告中也有表態(tài)稱，針對外匯市場可能出現的順周期波動，將繼續(xù)運用已有經驗和充足的政策工具，根據形勢發(fā)展變化在必要時進一步采取有效措施進行逆周期調節(jié)，發(fā)揮好宏觀審慎政策的調節(jié)作用，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(wěn)定。
“8·11”匯改以來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可謂成效顯著。那么，接下來，匯改又該朝著哪一個方向繼續(xù)推進？
對此，程實認為，“人民幣匯改將長期處于進行時。在日益復雜的國際經濟形勢下，匯改未來步驟的次序選擇尤為重要。”
程實認為，首先，2018年下半年，考慮到外部風險沖擊加劇，疊加政治局會議對于“穩(wěn)預期”的要求，加強常態(tài)化的匯率預期管理，擊破貶值心魔和羊群效應，將是匯改繼續(xù)推進的首要保障。
其次，在預期穩(wěn)定之后，進一步激活人民幣的內外部需求。對外而言，適時適度放寬跨境資本流動管理，在真實性合規(guī)性基礎上，滿足國際產能合作中的實體經濟需求。對內而言，因勢利導地延長境內人民幣外匯市場交易時段，豐富市場參與者結構。
最后，待上述基礎條件成熟后，才能擇機擴大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波動區(qū)間，繼而向“清潔浮動”穩(wěn)步邁進，完成匯改的最后一公里。
